从我抄写文件的办公室出来就是条笔直的走廊，光线很暗，是我办公室惟一的出口。

走廊尽头是一条转弯的楼梯，楼梯下面的过道旁就是看门人的小门房。

楼梯中间有个小平台，小平台右边另有一条楼梯通向侧门的走廊。

这个侧门是专供仆役用的，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来上班的捷径。

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简图。”

“请继续说吧，你说的我都记清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

“请您注意，下面就是这个案子的关键所在了。我走下楼梯，看见看门人正在门房里酣睡，酒精灯上的咖啡已经烧开溢到地板上了。我提开壶，熄灭了酒精灯，正想伸手去把那个睡着了的看门人摇醒，忽然他头顶铃声大作，他一下子就惊醒了过来。

“‘费尔普斯先生！’他迷迷糊糊地望着我说道。

“‘我是来看咖啡煮好了没有的。’

“‘对不起，我煮着煮着就睡着了。’他看了看我，又抬头看了看仍在颤动着的门铃，感到非常惊奇。

“‘先生，既然您在这儿，那么，是谁在按铃呢？’他问道。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刚才的电铃是从您办公室按的。’

“我的心猛地一惊，这么说，有人到我办公室去了。可我那份至关重要的协定就放在桌了上。我发疯似地跑上楼，可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福尔摩斯先生，我办公室也没有人。一切和我离开时一样，只是我抄写的那份文件原本被人偷走了，桌上只剩下抄本。”

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搓着双手。看得出来，他对这个案子已经很有兴趣了。他低声问道：“请问，当时你怎么办呢？”

“我马上想到小偷一定是从侧门上下楼的。如果他走的是正门，那我肯定能碰到他。”

“他会不会一直藏在办公室或走廊里呢？你不是说走廊的光线很暗吗？”

“这绝不可能。无论办公室还是走廊，都没有藏身的地方，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谢谢，请接着说吧。”

“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的样子，知道出大事了，就跟着我一起上了楼。我们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楼底的侧门关着，但没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记得下楼时附近的钟敲了三下，时间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很重要。”福尔摩斯边说边把这个时间记在了衬衫袖口。

“那晚天很黑，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一个行人都没有，但街尽头的白厅路却还和往常一样，车辆行人络绎不绝。我们急得帽子都没戴，就沿人行道跑了过去，在右手边的拐角处，站着一个警察。

“‘出了盗窃案，’我气喘不停地说，‘有人从外交部偷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你看见有人从这里走过去吗？’

“‘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先生。’警察说，‘我只看见过去一个人，她是一个高高的老婆婆，披着条佩兹利披巾。’

“‘哦，那是我老婆！’看门人大声说，‘没别的人过去吗？’

“‘没别的人了。’

“‘这么说，小偷肯定是从左手边的拐角逃走了。’看门人扯着我的袖子说。

“但我不相信他，我以为他是想把我引开。于是，我问警察：‘请问那个女人是往哪边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但没特别留意她往哪边走了。不过，她好像走得很急。’

“‘她走多长时间了？’

“‘嗯，没走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吗？’

“‘对，不到五分钟。’

“‘别浪费时间了，先生，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看门人大声叫道，‘请相信我，这事绝不是我老婆干的。我们还是去这条街的左端去吧。好，你不去我去。’他说着，就向另一头跑。

“我马上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哪里？’我问他。

“‘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道，‘但你别太武断行事了，费尔普斯先生。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或许能打听到什么。’

“我想，就照他的意见去做也没什么坏处。于是，我们两个和警察急忙往那边跑。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个个行色匆匆地想在这细雨之夜早点回家，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

“我们只好返回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了一遍，但什么也没发现。通往办公室的走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如果有人走过，很容易在上面留下脚印。我们检查得很仔细，但半个脚印都没找到。”

“那天晚上一直都下雨吗？”

“雨大概是从七点钟开始下的。”

“那么，那个女人是九点钟左右进的办公室，她穿着沾了泥的靴子，怎么会没留下脚印呢？”

“很高兴你能这么问。当时我也这么想。原来这个打杂的女工有个习惯，总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把布拖鞋换上。”

“我明白了，所以，尽管那晚下了雨，但她没留下脚印，是吗？这一连串的细节很重要。你们接下来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接着仔细检查了一遍办公室。我的办公室没有暗门，两扇窗户离地面有三十英尺高，而且插销也从里面插上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天花板是用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性命担保，他只能从惟一的房门逃跑。”

“壁炉是怎样的？”

“那里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在我写字台的右边。按铃得到我写字台的右边去按。但罪犯为什么要按铃呢？这真奇怪。”

“这确实有些奇怪。你们下一步又做了些什么呢？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门，看那位小偷有什么痕迹留下没有，比如烟蒂、手套、发夹或别的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你说的东西。”

“没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这我们可没想到。”

“在这样的案子里，即使是现场的一点烟味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

“我是不吸烟的，因此，哪怕是一点点烟味，我都能闻出来。但办公室一点烟味都没有。惟一有嫌疑的就是看门人的老婆，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就她从外交部慌里慌张地走出去，看门人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忙，他只知道他老婆平常也是在这个时间回家的。警察和我都认为，如果文件确实被她拿走了，我们最好趁她还没把文件脱手赶快把她抓住。

“这时警察局已接到报案，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过来了，信心十足地接下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那个地点。坦盖太太的长女给我们开了门。她说她母亲还没回来，她让我们在客厅等候。

“十分钟过后，有人敲门了。这时我们犯了个严重的错误——这只能怪我们自己——我们没亲自去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的。我们听到她说：‘妈妈，家里来了两个人，正等着要见你。’接着，我们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进过道。福布斯猛地把门推开，我们跟着跑往后面的房间，也就是厨房，但那个女人先跑了进去。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后来，她认出了我，随即一脸的诧异。

“‘天哪，这不是外交部的费尔普斯先生吗？！’她叫道。

“‘喂，你以为我们是谁？你为什么要躲我们？’福布斯问。

“‘我还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缓了一口气，‘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你别骗人了吧，’福布斯说，‘我们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想在这里处理掉。你必须跟我们去警察局接受调查。’

“她提出抗议，不肯去，但我们不管，我们叫来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了进去。临走前，我们先把厨房检查了一遍，特别是火炉，看她抢先跑到这里后有没有把文件扔进火里，但是，火炉里没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警察局，就把她交给女搜查员搜查。我焦急地等着，好不容易等来了女搜查员的报告，但报告说没搜到文件。

“我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我的处境有多可怕，在这之前，我只顾着找文件，根本没想会有什么后果，我一直以为能很快找到文件的，根本没考虑到万一找不到，后果会是怎么样。

直到看了女搜查员的报告后，我才猛然想起事情的后果。

我的处境很不妙。

华生可能跟你说过，我在学校时，是个胆怯又敏感的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我想到了我舅舅和他在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自己成为这个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倒没什么，糟糕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绝不允许出一点意外事故的。

我的前途算是毁了，很不体面地毁了。

我不知道我当时做了些什么。

我想一定出了不少洋相。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几个同事围着我，尽力安慰我。

有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把我送上了去沃金的火车。

本来要把我送到家里的那位同事，看到我邻居费里尔医生和我坐同一趟车，便把我送到火车上就走了。

费里尔医生对我照顾得很周到，多亏他这样照顾我，否则我就不止是在火车站那次昏厥了。

到家时，我差不多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了。

“你可以想象，当费里尔医生按铃把我家里人从睡梦中叫醒，他们看到我这副模样有多难过。

可怜的哈里森小姐和我妈妈几乎肝肠寸断。

费里尔医生把在车站从侦探嘴里听到的事情缘由跟我家里人讲了一遍。

但她们还是悲痛得要命，因为她们知道，我这病一时半会是好不了的。

她们让约瑟夫将他那间心爱的卧室腾出来，改做我的病房。

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房里躺了九个星期了，不省人事，脑子里头一片混乱。

如果不是哈里森小姐的精心照料和医生的关心，恐怕我现在不能和你们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