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兵有钱有人，时间一长，生意当然越做越盛，不再满足于给豪商们跑腿。

一个卫所的漕兵，为了应对复杂的派兑任务，就要分成好几个「帮」，一帮大致四百到五百名运军，分别去不同县城运粮。

后来这些「帮」经过内贸的催化，干脆借「分帮派兑」的本职，以划分地盘，坐地营商，置买产业，雇佣工人，隐约勾勒出一个名曰「漕帮」的庞然大物。

时至今日已经彻底失去控制，替徐州的贪官污吏们销赃运货，比吃饭喝水还顺理成章。

百年流毒，哪里是一个漕运总兵能革除的积弊呢？

陈王谟愈发动情，再度朝皇帝拜倒，一字一顿道：「大元帅，此末将之所谓，自弘治十五年以来，漕运官兵纷纷营商，乱象横生，日渐败坏！」

说这话的时候，几乎有些咬牙切齿。

一旁的侯世卿也随之拜倒，附和道：「陛下常道，凡事必有初，臣等深以为然。」

凡事必有初，漕兵营商当然也不例外。

正在执笔记录起居注的孙继皋，默默感慨中书舍人难当。

他停下笔，向许孚远、梁承学等人投去无助的目光，朝起居注努了努嘴。

许、梁等人面带酱紫色，勉强留出余力摇头摆手，只差用唇语提醒—一这句话先不要记。

而听罢外人疯狂用言语敲击着孝宗皇帝棺材板的不肖后人朱翊钧，对比之下却显得格外从容。

他老神在在地将手放在膝盖上，富有节律地叩动指节，眼中兴致愈发浓厚。

真是一出疯狂的政治投机！

从南巡开始，他一路上有意或者无意地推崇一度被冠以暴虐的太祖，相应地，则贬损以仁德著称的孝宗皇帝。

作为大明朝唯一的太阳，这般举动当然会引发外界不同的反应。

坊间的议论是其一，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的告诫也是其一，此时此刻所面临的这场政治投机，当然也不例外，仍是反应之一！

就像嘉靖皇帝大礼议一样，总会有文臣武将自然而然地靠拢皇帝的所思所想，灵活转变自己的立场，从中渔利。

平江伯陈王谟显然便是这样的投机分子！

漕运官兵牵扯进徐州一案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与此同时，归因也很重要。

原本应该是他平江伯治军无方，管教不力，落个丢官罢职，回家闲住的下场。

但平江伯陈王谟不是个甘于做富家翁的人物。

历史上他便在提督漕运的任上，因为漕粮被官兵盗卖，谎报漂损，被贾三近弹劾得丢官罢职，但这厮立刻就通过小姨子李太后的关系，讨了个湖广总督的职司，仍旧身居高位。

正因陈王谟是个贪权恋位之人，所以为了避免皇帝将漕运官兵横生的乱象，归因到自己身上，竟胆大包天，揣度皇帝的倾向，将这口锅扔到了孝宗皇帝身上！

漕兵营商流毒近百年，牵扯进徐州一案，岂不是顺理成章？

咱们这些后人都是被前人给害了，无辜啊！

虽然手段有些可耻，但还真说进朱翊钧心坎里了。

陈王谟的归因，一点也不牵强。

正如其人所言，这个口子是谁开的，谁就该担骂名一总不能请庸俗辩证法出场，不抓主要矛盾地、抽象、静止、折中地从坏事里找出好的方面，甚至将其看作孝宗体恤漕兵的仁政德政吧？

当然。

心里是这样想的，朱翊钧却不能就这样说出来。

他看向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梁承学，征询道：「梁卿，平江伯所言，果有此事？」

被皇帝点到的梁承学，脸上爬满了乌云与晦气。

事当然是有这么个事，但是陈王谟这厮也是刻意挑挑拣拣，简直就是搬弄是非！

因为「土宜」这个说法并不是孝宗首创，而是在成化元年，漕运衙门就奏请过，免除「各处运粮旗军，附带土宜物货」的税收，虽然没能推行就是了。

弘治年间，朝臣以此为成例，奏请孝宗，在优容漕兵的前提下，明确土宜夹带的份额。

孝宗皇帝不过是被朝臣拿着这些故事诓骗了，误以为又是一例「祖宗成法」，才下令诏免运兵土宜二十石。

其实严格说起来，孝宗也是受害者，就这样被议成罪魁祸首，着实不太厚道。

但偏偏这话也不好拿出来解释，怎么说？

孝宗不是坏，只是蠢而已？

总不能说漕标放开私贸就是好，官兵营商做得就是对吧？

面对皇帝的提问，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梁承学万般无奈，只能支支吾吾：「回陛下的话，虽然确有其事，不过————

「不过，以当时之境况，此事亦是良策，额————」

「军饷靡费，不得不稍作妥协，那个————一阴一阳之谓道，不可偏执一端，需有————这个，这个持平之论，况且还能————还能提高兵卒待遇，从而激励士气，只是世殊时异————」

不能任由这些奸佞这样贬损孝宗。

孝宗是什么，事优容宽带士大夫的仁德典范，这要是被打成负面形象，以后谁是标杆，太祖么？

若是如此，将好不容易在朱家皇帝面前挣来的儒生尊严置于何地？将共与皇帝治天下的士大夫们置于何地？

奈何这事确实孝宗理亏，梁承学这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竟找补得口齿不清。

一旁同僚见其口舌打结，说不囫囵，也跟着团团转，恨不得立刻夺舍了这厮，用最清晰的言语把陈、侯二人不敬祖宗的言语顶回去。

侯世卿闻言，当即反唇相讥：「梁郎中，戚继光改制的京营珠玉在前，漕运官兵军饷再是靡费，走私也不是彼时唯一的法子吧。

「甚至从节省国库支出而言，也未必算得好出路吧？」

侯世卿心中冷笑，如果仅仅顺着「因为朝廷穷，负担不起漕兵的军饷，所以不得不让漕兵走私」这种说法推演，本质上不就陷入了「历史宿命论」和「事后合理化」的窠臼么？

但这显然不是唯一的出路。

甚至不说百年之后的影响，只说当时为国库节流的初衷，他侯世卿都觉得亏负责给漕兵发饷的常盈仓户部主事，当然有资格算这个账。

现如今漕运官兵营商的状况，已然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夹带私货、非法改装、超载的小把戏，可谓不值一哂，哪怕盗卖漕粮，以次充好，将好米卖掉，再买糟糠批湿米上纳，也都只是挣点辛苦钱。

真正猖獗的漕帮，已经彻底产业化、规模化。

漕运系统免税的特权，自然而然就开始对本该用来发放饷银的朝廷赋税，进行着疯狂的绞杀，装进自己的腰包。

彼辈勾结地方走私的棍徒游侠，收买河防、关卡，出动漕运免税船只，挂着大小黄旗的牌照，对违禁货物保驾护航—连人口生意都做！

一桩桩特大走私案就在侯世卿的眼皮子底下发生，却束手无策。

此外，真刀真枪在手，做生意的底气也不可同日而语。

漕运官兵们精挑细选赌场、青楼、药铺这些无本万利的买卖来做，别说竞争对手含泪交保护费的奇事了。

就连州府衙门以往趾高气扬的税官，见了彼辈都得绕道走。

也有头铁的税官捕快，大着胆子上门查账收税，结果人畜无害的掌柜前脚点头哈腰，后脚就直接叫来一船全副武装的漕兵，将捕快税官们缴械、殴打甚至扣押。

生意讹诈、武装赖账遍地都是，有时甚至会直接对抗兵备道。

淮安知府宋伯华就吃过亏。

他叫来兵备道的精兵悍将，想治一治这些漕兵，结果各个漕「帮」，直接派兵把守大门，在闹市之内架起火统，宣布商行所在为「漕衙禁区，擅入者后果自负」，生生逼退了兵备道。

更可笑的是，自万历五年开了海运以来，漕运受了影响，漕标们进项大大降低，竟变本加厉，敛起财来更加不择手段。

当不同「漕帮」无意间把手伸到同一地时，就成了同行冤家，双方为了抢夺矿产、地盘或走私渠道，时常发生冲突，形同棍徒火拼，流血害命。

这就是提高兵卒待遇？这就是激励士气？

侯世卿下放淮安以后，所见所闻甚多，已然与中枢这些顾全大局的同僚有了截然不同的视角一一就是要借着漕兵卷入徐州一案，劝说皇帝厘清是非，拨乱反正！

眼见淮安两人一唱一和，梁承学气不打一处来：「你这厮————」

眼见有人要跳脚。

朱翊钧立刻出面控温，朝众臣摆了摆手：「好了好了，此事缘由先不议，不议。」

事情说到这个地步，传出去就已经够了，再说下去就过分了。

谁对谁错，如何归因，坊间的士人百姓自有公论。

孝宗「道通三极，行备五伦」的金身，早晚要在桩桩件件事情里破去，越辩越明嘛。

朱翊钧厚此薄彼地打断了双方施法，旋即看向陈王谟手中的卷宗，岔开话题道：「陈卿方才说到肝胆俱裂，五内俱焚，所以呢，要与朕呈报什么？」

归因的投机，陈王谟算是赌对了，徐州之事确实不全怪漕运总兵官管束不力，治军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