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资源重商主义，就不得不先简单聊一下大家可能同样不是很了解的“新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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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重商主义”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麦金农、克鲁格曼、萨金特等人在描述美国20纪70代对外经济政策中的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时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由于出于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与15世纪的重商主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故而又被成为“新重商主义”。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新重商主义就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不想被你们说水字数，更具体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可以自行网上搜索）。

怎么样，是不是又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但问题是……它与传统的重商主义一样，认为货币才是衡量财富唯一的标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国家等，都是新重商主义的信徒，追求的都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当初的我们，为了刺激出口和获得外汇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直到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天文数字以后，却发现这些外汇很难有效地转化成为我们所需要的战略资源，才开始了某些反思：

为什么我们的新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这样简单地就可以取得巨大成功?

为什么具有重商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被主流社会视作过街老鼠?

为什么在西方主流经济强国无一例外地奉行赤字政策让国家处于外贸逆差、国家从债权国变成为债务国?

呵呵，其中的有些东西，令人细思极恐啊！

但凡你对世界经济史稍有了解，就可以发现，西方世界的改变是在国际货币金本位制度破产之后发生的——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

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破裂，世界贸易货币便再也不具备资源属性了，发行货币再也不需要受到资源的限制，西方各国都使用本国廉价发行的货币来挤兑其他国家的财富——这时候，古典的经济理论受到了根本挑战，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成为债务国。

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国际金融能力，同时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使得国内的经济体、利益集团和人民为了避险都有握持外币的巨大需求，因此贸易顺差实际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器，产生了特殊的使用价值，也有一定的特殊资源的意味了;而持有外币的贬值损失，实际上就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维持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的成本代价。

由于不同的利益取向，东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新重商主义，而发达国家选择国家赤字政策，双方各取所需——直到美元贬值过快、亚洲外汇储备的交易成本变得畸形高昂，双方的需求平衡被打破;在美元等西方货币不断贬值的压力下，东亚发展中国家奉行的新重商主义也破产了，伴随着西方的收割镰刀，金融和经济危机也就随之发生了。

总之，新重商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货币的资源属性消失;另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后不再需要外汇储备给国内经济安全信心，外汇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另类资源”。

经历过无数惨痛的教训和认真审视之后，大家这才发现……那一大堆“三美分”，原来如此脆弱啊！

随之而来的，便是以“实体价值资源”为锚定物的新策略——也就是所谓的“资源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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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而来的杨铸，对于“资源重商主义”的理解，跟当今的主流观点稍有一些不同，属于具有华夏特色的2.0版本，总括而言，有以下几个基本点:

1、资源是衡量财富和生存权的不可替代组成部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资源。

除了挖拥本国资源以外，对外贸易是资源财富的真正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高强，就应尽量在贸易中现资源净流入。

一国拥有的资源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因此，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国家应该不惜负债竭力鼓励资源进口，不主张甚至限制资源不对等的商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进口（这一点主要是考虑到了WTO的贸易规则，如果没有这个规则限制，情况又稍有不同）。

2、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获得资源净流入，而且任一时间点上的资源总量是固定的或者减少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再强调一遍，不要肤浅地去随意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张居正的“天地生财，自有定数”

这句话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完美体现；每逢看见网上有一大堆所谓的高知在当今的科技水平标准下，用科技爆炸论去反驳这句话的时候，作者菌忍不住唏嘘一声——你连人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都没搞懂，对于当下各个科技应用领域的产业运转环节也一无所知，就在那洋洋自得地一大篇，这就是快乐教育的伟大成果？

）。

3、现在国际贸易中所谓等价交换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资源反映的不是价值而是使用价值，在劳动价值论下的等价交换实际上交易双方获得的使用价值极为不对等，即交易双方获得资源量不对等。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4、造成劳动价值论的资源失真的根本原因是价值的货币尺度发生变化。价值通过价格体现，价格以货币为尺度，在贵金属货币和金本位银本位等体系下货币具有资源属性，而现在的货币以国家债券发行，没有资源属性，发行货币再也不需要受到贵金属资源的限制，因此古典的重商主义转为资源重商主义。

6、资源的效用是一个以货币和负熵共同衡量的体系，可以使用一个矢量进行表述和分析，资源重商主义本质就是在等价交换模式下取得负熵或者输出熵增，在熵的层面上各种不同的资源统一为熵源，以此谋求熵利益，所以资源重商主义的实质就是“重熵主义”（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可以去自学一下“大国资源经济学”，这里面有较为详细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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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随着资源危机的不断深化，不让资源外流成为国家竞争的关键，在不爆发“终极冲突”的前提下，国家有多少资源总量决定了国家的实力，社会人均能够控制和享有多少资源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志，各国对待国际贸易的真实原则是资源重商主义——重视资源的流入限制资源的流出。

与普通人想象中的不同，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根本数据在于他们以不到世界5%的人口消费了世界约45%的资源——其资源消费比重超过本国GDP全球比重一倍以上，这才是他们真正可怕的地方!

只不过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

即便到了后世，各国都不会公开宣传资源重商主义，而是暗中角力，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欧美的一些智囊对这个理论在不断进行深入研究之外，包括华夏在内的一众国家，其学术界竟然对此一无所知。

为什么资源重商主义是大家都闭口不谈的问题呢?

很简单，西方经济学家闭口不谈贸易中的资源不平等，闭口不谈货币的性质变化，实际上是掩盖了他们的资源掠夺。

而我们历来忽略资源问题也有理论的尴尬之处——《资本论》所描述的剩余价值论的关键是劳动价值论，如果商品价值计算包含了资源的价值，那么拥有资源的人牟利剥削就变得合理或者争议不大了，所以红色经济模式下的价值体系容不下资源价值的位置。

当然还有一点历史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之初，极度缺乏发展的原始资金，需要在一段时期内依靠廉价出售资源以获得发展急需的外汇——如此一来，资源价值论和资源重商主义在各方的学术和讨论里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不妨以中国的能源消耗为例分析外贸中的资源不平衡。

后世总是有人谈到中国单位GDP的能耗远远多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个问题，进而指责中国的资源消费；

但事实上，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人均资源消费量来计算，就能得出不同的结果——事实上，“人均”这两个字，在经济学中是最接近真相、最重要、也是最有力度的几个词语之一。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通过管制能源价格（比如油价、电价、煤价等）来支持外贸加工口(主要是所谓的“三来”)，从而使得许多贸易加工业务对GDP贡业让中国陷入了GDP

能耗高而国民人均资源消费低的窘境——比如我们给外商电精炼铜加工费才几美分一磅，这类业务基本全部是依靠电能而对GDP的贡献极低，甚至可以看作中国控制能源价格补贴出口!

可以说，通过样的补贴出口，中国是在以自身的资源在补贴全世界!——要知道，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是28亿多吨标准煤，其中有多少是中国人自己消费的?所以不要说中国的GDP能耗太高，其中大部分是高耗能出口产品的贡献。

但问题是……

享受到了廉价商品服务的西方大老爷们会告诉你这其中参差么……显然不会！

那一大堆连基础学术研究都没做明白，却拿着丰厚润笔费，小日子更是已经过的何不食肉糜的国内砖家们，会把中间的真相捅破，从而惊醒这只已经被扒了两层皮的老黄牛么？……事实证明，也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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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华夏，经过无数次惨痛教训后，终于提出了要出口高附加值产品……那么所谓高附加值是指什么？

简单啊！

本质上就是指出口产品中少含一点资源，多一些劳动创造的价值!

“高附加值”在用词上回避了资源，但实质正是指向资源——同样价值总量的商品，附加值低那就是基本上在出口资源附加值高那就是基本不含什么资源。

比如美国卖给我们的产品:半导体芯片、计算机软件、设计等等，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资源含量的!

就拿后世炙手可热的芯片来举例，如果单从资源角度来说，不就是一堆沙子 单位数量稍微多一点的电能 相对用量大一点的淡水资源么（看不明白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芯片的加工工序）——但从货币价值来看，这玩意可是千倍万倍于它的资源价值！

总之，世界各国实际上都是在尽量让资源流人自己国家，限制资源流出，看重资源在贸易中的地位，而中国在取得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后，也从原来大量出口资源换取外汇转变到非常关注海外资源的开拓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后世中国限制稀土金属的出口还引来了WTO诉讼，历来限制中国商品出口的国家次却反对中国限制出口的政策——原因就是外国需要我们的资源流出。

而各国对于资源的采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补助，就如我国现在要支持开拓海外资源一样。

“资源重商主义”说到底就是鼓励资源流入、限制资源流出的思路——这与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是一致的，只不过关注的对象从贵金属变成了资源;各国追求资源的净流入追求资源的贸易顺差，并且通过资源流入的贸易改变世界的财富格局。

在后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响亮的口号了，而各国在台面下怎么做却又是另外一回事——资源重商主义就是一种对于资源的彻底的保护主义，而一个国家不断地推行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的背后，实际上是要他国开放自己的资源(包括市场资源)。

贸易中的资源不平衡远远不像贸易顺差、逆差的数字那么明显，公开讲资源重商主义在国际政治上会处于被动，谁也不会说破阴谋，谁也不会放松谋求资源——资源的竞争就与战争一样兵不厌诈。

最后，如果上升到熵的高度来理解资源，各国的资源重商主义实际上谋求的就是熵利益，因为资源的效用可以统一使用熵的概念来衡量，资源可以统一成为熵源，通过自身的熵增创造效用。

毕竟，按照熵只能增加的原理，世界的资源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也是各国自之间的生存压力和生存竞争的核心所在（今年欧盟天然气不足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

总之，在等价贸易的幌子下，熵的变化是极不对等，给世界各国所带来的熵效益也极为不同（如果后面的章节写着写着来了兴趣的话，可能也会就方面插入一些数学模型或者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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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杨铸跟当下主流观点还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他从来不认为在当下的技术水平下，科技能成为资源的“永动机”！

说起来可能会引起不少的争议，毕竟随着全球资源紧缺、枯竭的问题日益明显，在媒体的大肆鼓吹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科学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科技创新可以开发出新资源以替代枯竭的资源。

但在杨铸看来，这话不能说没道理，但在诸如可控核聚变、全基因替换模型等核心技术短时间不太可能有突破性进展的这几十年里，盲目地把科技当成救世主，无疑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

原因很简单——在盲信之前，你先理清资源与科技的辩证关系再说。

要知道，能量守恒定律是个连小学生都清楚的基础定律——科技固然可以拓展资源的版图，但既有的资源量是恒定的，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看似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增多并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但实质上只不过是利用科技带来了可利用资源的增量而已。

而那些声称科技可以解决一切资源问题、声称资源可以无限再生、循环利用的人，其实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熵增原理——熵是自然界有序度的度量，反映了可利用的资源水平，熵增效应不可打破，就意味着不可能让一切资源再生，因为熵回不到原来的状态，或者说回到原来的状态要额外消耗能量。

别的不说，后世华夏曾经引起全球轰动的“人造淀粉”技术，为什么即便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后，依旧还是停留在实验室里？

很简单，制造一克人造淀粉所需要的能量，远远超过这一克人造淀粉本身所能提供的能量，而且不管技术怎么改进，中间巨大的能量损耗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么问题来了，除非是遇到特殊情况，又或是可控核聚变技术成熟，能够提供用之不竭的能量，否则单从现有的资源调控角度来说，谁会浪费那么多能量去大量生产当下其实并不稀缺的淀粉？

同理，虽然杨铸无比仰慕袁老这位无双国士，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老人家培育出来的海水稻，也同样存在着类似问题，因而只能用于特殊情况下的应急之用（不是因为单纯的口感问题，具体内容不方便展开，有兴趣不妨去咨询一下你们身边学习农业或者环境生态的朋友）

近年来，环保主义者鼓吹现代科技对于农业的积极作用，生物燃料的优越性，却忽视了生物燃料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和对石油的依赖性。

要知道，生物燃料由粮食转化而来，在生产粮食的过程中，耕地、播种、施肥、收割、运输等，都要用到石油……

撇开中间产生的污染问题不谈，你猜猜为什么现代农业又被成为“石油农业”？

没有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转化而来的现代化肥，你觉得全球普遍营养流失率超过40%的贫瘠土地上，能种出多少粮食？

没有那些以石油为原料制作而成的塑料薄膜、矿物油、现代农药，你觉得以现在的生态环境，那些作物又能从病虫害的手里，抢夺出多少为己所用的农产品？

在这个逻辑下，那些用粮食生产出来的生物燃料，又能有什么真正的环保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