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盘踞在西北的锤匪贺今朝，暂且与他达成和谈，倒是不需要过多关注。

刘宇亮因自请督师失职，也被罢免，代之而起的是薛国观。

崇祯查明情况后，不仅罢了田惟嘉的官，还由此迁怒于张至发。

张至发任内阁首辅不到一年，代之而起的首辅孔贞运，柄政不过两个月就被刘宇亮取而代之。

为此把他亲笔题写的“灭寇雪耻”条幅传示群臣，表明他坚定的信心。

但又不得不按照徐允祯、傅永淳的“请令”，前夺薛国观的职务，放归故里。

崇祯却以为蒋德璟所论闻所未闻，或许可以弥补时局，迫不及待地道：

“再奏，卿从容奏来!”

类似师徒传承的意思。

朕如此殚精竭虑，考虑周详。

至此张至发已觉察到皇上对他失去信任，便自我解嘲地三次上疏辞职，崇祯顺水推舟予以照准。

虽然温体仁不在朝廷，但处处都是他的影子。

一切按照上一任既定方针办，张至发继承温体仁的衣钵，是在意料之中的。

蒋德璟得到皇上的夸奖，进一步的发挥他的练兵主张：

崇祯听了蒋德璟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由得入神站了起来，打断他的话题点评道:

“卿之所言，真是闻所未闻啊。”

张至发之前的阁臣相继离去，才得以升为首位，成为阁老。

这时又有一事激怒了崇祯，由于财政人不敷出，薛国观向皇上提议“借助”，即向官僚勋戚以“借贷”为名捐献金钱。

蒋德璟于是大谈可以仿效俞大献的《剑经》、戚继光的《练兵书》，加紧练兵。

张至发的下台并非仅仅因为此事，据大理寺副曹荃揭发，内阁中书黄应恩接受贿赂的种种丑闻，无不牵连到张至发。

在旁的东厂太监王化民汗流浃背，对他在陛下面前如此挑唆恨之人骨，于是专门侦察他的阴私秽事。

崇祯接见薛国观，谈及朝士贪婪，薛国观推卸责任，把廉政的责任统统推到厂卫身上，假如厂卫监督得力，朝臣怎敢如此？

崇祯对于张献忠李自成，分别派出去了吴国俊以及傅宗龙等人。

这一政坛逸闻一时传为谈笑，多讽刺张至发是“遵旨患病”。

张至发看到此疏，立即密抄一份送给田惟嘉，让他预先作好准备。

拆毁自家房屋，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得满城风雨。

崇祯大怒，下旨削夺李国瑞的侯爵，年迈的李国瑞惶惶然惊悸而死。

当时百战百胜，只是兵练得精，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以兵，到皇上才要设兵？

难道本无一饷，到陛下这里才要加饷？”

凡袭替官舍比试，必须骑射娴习，方准顶袭，此是练将之法。

接着他训斥上疏的臣工是“你们故意排斥他，意欲沽名，本该重治，尔等又说朕庇嗣昌，姑饶你们这一遭，朕已经派靖辽侯前去相助，静等佳音，此事勿要再提。”

二三百年来并不曾加派，饷尽足用。

独有新任礼部右侍郎蒋德璟似乎胸有成竹，出班跪奏：

“陛下“灭寇雪耻”四字，就是中兴大有可为！

崇祯不仅没有追究杨嗣昌的罪责，反手就给他提拔他为太子少保，希望他再接再厉。

臣每见陛下传谕户兵各部，及申饬各边督抚等官，睿虑精详，无不周密。

吴昌时毕竟不是可以随意耍弄的等闲之辈，决意报复，便联络密友东厂理刑吴道正，揭发丁忧在家的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之事。

崇祯预料科道官必定上疏严纠，但是科道官慑于薛国观是内阁首辅多缄口不言，只有给事中一人上疏，一面批评吏部尚书傅永淳徇私，一面微诋藐肆妒忌。

蒋德璟则是回奏道：“义州距锦州九十里，锦州距宁远六十里，宁远入山海关至京师近千里。

薛国观机关算尽太聪明，以为皇帝对他还颇为眷顾，出京是依然——副宰相派头，装满金银财宝的车辆络绎不绝，招摇过市。

崇祯以为受贿有据，下旨把王陛彦处死，遣使逮捕薛国观。

“杨嗣昌系朕简用，拥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

一个标签“孤臣”的人，背地里结党的势力绝不是崇祯能想象出来的。

其实温体仁之后，思宗对于内阁辅臣不能为他分优，力挽狂澜，而热中于结党营私，深为不满。

薛国观不识时务，仍旧重蹈覆辙沿袭温体仁主义，亦步亦趋，使政局愈发紊乱，他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

皇帝大可名正言顺的定他擅权乱政之罪，而不必悬坐他贪赃之罪(罚赃银九千两，没人田地六百亩)，以至于留下同党为他鸣冤叫屈的口实。

故而崇祯思来想去，决定要把被罢官的周延儒重新提拔到内阁。